汤因比：未来世界的希望在中国
选自《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的中国观》
在《未来属于中国》一书中，日本学者吉泽五郎提出，在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失望之后，汤因比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他认为，中国人聪明、勤奋，如果能克服发展过程中的民粹主义和过度工业化问题，中国将成为人类未来的希望。
一九七〇年代的汤因比有过明确的预见，即世界的主导权将从西方文明向非西方文明转移，特别是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握有解决未来的钥匙。
关于世界政府的设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据汤因比脑海的是关于现代文明的危机、世界的将来性问题。一九四五年，美国研发出原子弹并投放到日本，宣告了所谓“核时代”的黎明已经到来，并酿造出人类史上新的不安与危机意识。
由于近代工业技术的发达，世界已经一体化，而另一方面核武器登上历史舞台，使人类的集体自杀成为现实。
在这种不幸的共存中所观察到的道德缺失，正是人类当今需要倾注所有智慧予以解决的最大问题。这种对未来的恐惧与对新政治原理的摸索使汤因比开始抱有世界政府的设想。
在汤因比心目中，将来的世界性国家与现在的联合国的作用在性质上有些不同。汤因比认为，相比把联合国视为世界政府的母体，更应当把它视为实现世界政府的过程，即在世界政府创立之前有效地维持和平的机构。
至今为止，联合国虽然受到一九四七年以来的冷战格局、“否决权”等反映出的制度上的制约，但在推进政治上的意见沟通与维持和平活动方面仍旧取得过巨大的功绩。对此，汤因比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但是，关于联合国直接发展为世界政府的可能性问题，他的意见是否定的。
因为众多国家的联合形式和由单一的中央政府组织形成的统一形式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所以，汤因比的新世界政府的构想与从前的大一统国家还有当今的联合国都是不同的。
关于世界政府，除了它的理念、构造等，领导权的问题也将成为争论点。
不用说，世界政府的创立是以避免核战争为最高命令的。为了维持世界和平，在现实中美苏两大国的军事力量存在差距是有效条件之一。从这个观点出发，作为世界政府的核心负责人，汤因比最初选中的是美国。
美国在一九四五年七月首次成功地完成了原子弹爆炸的实验，之后的一九五二年又制造出氢弹。在当时的美苏冷战体制中，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上美国都更高一筹。
但是美国的核垄断并未持续多长时间，因为一九四九年苏联成功地试验了原子弹爆炸，从那时起开始了美苏的“核弹开发竞争的时代”。接着苏联在一九五三年制造出了氢弹，人类又闯进了“核弹的滥造时代”。其间，英国也加入核俱乐部，成为第三名成员。在这样多国间的相互竞争中，美国的核垄断事实上已经崩溃。
根据这种状况，汤因比设想应把接下来的领导权置于“美苏协调”的路线之上。
当然，美苏结合的独裁体制，绝对不是民主的，也不是理想的。
以国家主义为第一要义的美苏相互间的顾忌保障的只不过是“不牢靠的和平”。那是在“独裁还是灭亡”，被迫二选一的状况下，能接受的“相对轻一些的危害”。美苏合作路线至少牵制了后起的核拥有国，使抑制核战略得以有效实施，在保障世界安全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在这种意义上，汤因比认为它符合了人类的利益。
也需要关注汤因比的那种预测 ：假定美国与苏联由于相互不信任而不相互妥协，以至放弃领导权时，最终中国将占据那个位置。
关于决定国际政治命运走向的核垄断程度问题，他认为由于“技术的进步和时间推移”，那种均衡迟早要被打破，今后核扩散之路将越发敞开，核拥有国增多，能够装备核武器的潜在核拥有国也将紧随其后。事实上，中国也在一九六四年成为核拥有国，实力接近了美苏两大超级大国。
汤因比：中国必定成为世界强国
汤因比对非西方文明特别是亚洲抱有极大期望。汤因比在思考亚洲的未来时，首先想到的是印度文明。
从一九五〇年代的后期开始，汤因比对中国的兴趣加大，每逢机会就会提及“中国问题”。例如，一九五八年汤因比在美国逗留，在波士顿会见记者时，他预见了“白人的优势”从历史上看只是一时的现象，不久的将来中国会谋求反击，必定成为世界强国。
当然，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绝不能无视美国以及苏联的存在与影响力。而且，西欧如果实现强大的政治、经济上的统一，难说不会成为“第三个超级大国”而浮出水面。尽管如此，从长远的角度看，中国潜藏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必将登上那一凌驾美苏以及西欧的领导位置。
汤因比还讲道 ：美苏是“现在的国家”，中国是让人对将来发挥强烈想象的“未来的国家”。中国何时恢复在世界史上的统治地位，虽然难以预期，但迟则在二十一世纪初，快则二三十年后就会踏上历史舞台。这是汤因比在一九六九年讲述的。
中国拥有必然成功的可能性
可是，汤因比到底是根据什么预见中国会振兴的呢？
一九六〇年代汤因比关注到中国的近代化，断定它确实具有实现的希望。也就是说，中国把第一个目标定在自己成为强国，而把原动力置于采用西方科学技术与推进工业化上。
汤因比认为，这个实现近代化的决心，有才、勤勉的中国人将首尾一贯，终将圆满地达成心愿，终将恢复超越美苏的作为“天朝上国”的地位。从历史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洲民族主义虽然是以“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为基调，但为了获得“独立与自治”，无论如何也必须谋求发展本国的近代化。可以说，这一点中国也绝不例外。
而且，在中国是有推进近代化的历史基础的。在科学技术领域，特别是在实践性的技术以及知识上，中国此前已经创造出辉煌的功绩。
远看的话，在二世纪初，蔡伦发明出造纸术，而被认为是使西方文艺复兴成为可能的“三大发明”，即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源自中国人从七世纪到十二世纪的创造。
另一方面，在工业领域，作为工业化基础的煤、铁矿石等资源，中国蕴藏丰富，并且通商时不可欠缺的铁道铺设、港湾设施也已整备完善。但问题是那些权益都被西方列强所掌控、支配。虽然有这样的阻碍，但中国的近代化从潜力上看，具有必然成功的可能性。
汤因比指出，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也有几点是令人担忧的。
第一点，中国的近代化需要从学习西方的科学与其应用的西方技术开始，这是所谓的接受西化。可是在中国史上，传统的作为“自立之民”的强大的文化国粹主义根深蒂固。
第二个观点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即便中国取得过科学技术方面的伟大成就，或者由于工业化的飞跃而雄踞世界，但如果不具备精神上的目标和支撑的话，助长的反而将是人类的黑暗面，比如核开发竞争、宇宙开发竞争等。那些业绩遗留下的，终将只是对人类灭亡的恐惧，不过是美苏政治威信的放大而已。
一九七〇年代的汤因比以与六〇年代完全相反的视点，对中国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发达国家正在为过度的近代化与工业化所导致的后果而苦恼。
在这种状况下，滞后进行具有贪婪性的近代化和工业化的中国反而更为有利。因为中国能够事先查出已有的弊病，可以巧妙地规避那些问题，走上畅通的路线。
“第三条道路”才是未来可行之路
那么，中国提出的到底是何种新理念和原则呢？
简而言之，就是汤因比所说的“全面工业化的适度自我节制”。中国必将不会再像发达国家所做的那样，突飞猛进至过度的工业化、完全献身于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最大化。反之，今后的中国将继续维护田园农业的基础，边自我节制产业化，边建构适度的文明。
另一面，要防止人口的城市集中化，避免片面机械化，尽力维护人性。这意味着既不在农业上停滞不前，也不在工业上激烈动荡，将以取得所谓的“农工平衡”为最大课题。
既不是西方各发达国家“爆发式”的，也不是前工业性农业国家“化石式”的，使西方文明的进取性与中国文明的稳定性合为一体的“第三条道路”，才是未来可行之路。